日本人眼中918:青年不知该事件却牢记“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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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9-19 05:00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里，警世钟上的四个大字“勿忘国耻”提醒着每一个来访游客。 本报资料图



战斗后的北大营。（《一亿人的昭和史 满洲事变》）



东北兵工厂大门。（《满洲事变及上海事变写真大全集》明治天皇御写真帖刊行会 1932）



犬培育基地。（《板仓大尉忠勇记》新光社1932）


　　斗转星移。你是否还记得那首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对于中国人来说，那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如今，它已经过了整整八十年。

　　从1931到2011，九一八事变后的这八十年，日本人是怎样看待那段历史的？“活在当下”的同时，历史真的可以忽略不计或任意美化吗？

　　从某种程度上，了解他们的看法，才更有助于我们清晰地看到中日关系的症结所在。

　　纪念日：渲染“被害”，匮乏反思

　　很多日本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九一八”是什么日子；但对于日本自身的“被害”，却是牢牢记住：日本是唯一被发射原子弹的国家，日本人深受原子弹之害……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黄文炜发自东京 当中国国内还未拉开纪念“九一八事变”80周年的活动序幕时，日本已经提前把中日在历史问题上的敏感性摆到了台面。

　　最新的“依据”缘于今年8月，黑龙江省方正县拆除了“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墙”。日本媒体索性从东京赶到方正县，细述中国多年的“反日教育”和方正县“委屈被批为汉奸县”。

　　“9月18日将迎来‘柳条湖事件’(即九一八事变)爆发80周年，预计这段时期中国的反日气氛会日益高涨。”日本《东京新闻》如是评估道。猜疑、“忧虑”情绪开始浮现在日本媒体版面——这往往是日本选择性忽略侵略战争带给亚洲其他国家伤害的惯用思路。

　　除了“九一八事变”，萦绕中日关系心结的还有其他纪念日：如“七七事变”、“八一五”投降日、“9·3”抗战胜利纪念日等。于日本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如何看待这些历史节点，无疑成为反映其内心深处对侵华史观看法的一扇窗口。

　　战争纪念片主打爱和亲情

　　日本把8月15日称为“终战日”，每到“8·15”前后，电视台都会播出战争纪念片，但主题基本上是呼唤和平，内容多表现亲情和爱情。例如今年，富士电视台在8月13日播出表现战争中兄弟情的电视剧《最后的纽带》，说的是哥哥在美国谋生，参加了美军，而弟弟成为日军敢死队成员，兄弟俩在冲绳战场相逢，本是站在敌我双方立场的两人，最后兄弟爱和亲情跨越了一切。

　　众多电视剧中，每年NHK电视台为纪念“终战日”播放的节目最引人瞩目。今年8月13日，该台播出了纪实性电视剧《蓝眼睛的(中国)少年兵》，以一位还存活着的日本老兵——已经95岁的藤井先生对当年战争的一段真实回忆为中心内容而改编。电视剧由中日混血儿、少年明星小针升平主演。故事的时代背景是1943年秋季，当时日军的一支连队在行军途中，发现一个掉了队的中国(重庆)少年兵——罗布信。他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只有14岁。后来，他被日军的藤井收留。在激战中，少年兵被当做杂役，后来在炮击中左眼受伤失明。日本兵像对自己的弟弟一样爱护他，他们在相处中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电视剧表现了这样的主题：如果没有战争，日本人都是有情有义的普通人，被收留在日军中的中国少年兵，他那淳朴的性格、可爱的笑脸给在战争中苦熬的士兵们带来了很大安慰，他们在同甘苦共患难的生活中通过交流，士兵们的人性和良心得以萌发。电视剧把战争故事描写得有些浪漫色彩。而关于这部电视剧还有一个后续话题：导演久保田在电视剧播放后，受藤井先生的委托，想与中国电视台合作，共同制作一个“寻找罗布信”的节目，如果当年的少年兵还活着的话，已过80岁了。

　　少年明星小针升平的母亲是中国人，她曾打听是否有中国的电视台愿意引进这部电视剧，结果还是未能如愿以偿。当然，小针升平的母亲也能够理解的原因之一是，日本所拍摄的战争题材影视片，视角本身缺乏对战争责任的反思。所以，中日两国关于战争的价值观能够互相融通和理解的那天还远未到来。

　　强调作为“被害者”的悲伤

　　随便问一个日本人，8月6日和8月9日是什么日子？他们准会告诉你：那是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的日子。很多日本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九一八”是什么日子。抗日战争在日本普遍被叫做“日中战争”，过去曾称为“支那事变”、“日华事变”。但对于自身的“被害”，日本却是牢牢记住，日本人从小学开始就接受这样的历史教育：日本是唯一被发射原子弹的国家，日本人深受原子弹之害……

　　每年的8月6日和9日，广岛和长崎都要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纪念在原子弹爆炸中死难的日本人。每次在追悼仪式上，人们点上和平之灯，中小学生合唱歌曲，大家为牺牲者默祷，态度很虔诚，场面庄严肃穆。

　　日本有众多以原子弹爆炸为故事背景的影视作品，都拍得相当感人，日本人把原子弹爆炸称为“被爆”，他们在“被”字上做足了文章，那种“被害”的悲伤甚至被营造得充满了诗意和美感，但这种日本式的悲伤却是孤独的。

　　笔者曾听日本的和平人士说起，当年的广岛曾是日本的“军都”，1888年即明治二年，以凶猛作战著称的第5师团成立，总部就设立在广岛。1945年以前，广岛的宇品港是输送侵华日军的重要出港口，绝大部分侵华日军都是从那里出港。广岛曾是日本重要的军事城市，这也是其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原因之一。日本在南京进行大屠杀、731部队搞人体实验、实施细菌战，对重庆、成都等地实施无差别轰炸……这些都和广岛的悲剧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切，如今的日本民众哪怕是广岛人、长崎人都知之甚少。

　　每年8月15日，靖国神社里总是熙熙攘攘，祭奠“英灵”的人不少。还有一些“遗老”穿起旧日军军服，拿着军刀招摇过市。在靖国神社的附近，有个千鸟渊公墓，它的正式名称是“千鸟渊战死者墓地”，每年日本政府都要在这里隆重举行追悼仪式，悼念战死者，天皇出席。海上自卫队远航舰队出航前，也会来此地参拜。

　　谈“侵略”，还是个禁忌

　　今年8月14日，在北海道长万部町代言卡通形象的微博上，出现了反省战争的言语：“日本的战争牺牲者310万人，日本给亚洲诸国造成2000万受害者。这都是日本的侵略战争引起的。”这段话在网站上引起很大的反响，长万部町遭到多方抗议，町方面只能解释说，这不代表町里的意见，是运营微博的会社的人自作主张写的。最终微博不得不关闭。在日本，谈“侵略”，至今还是个禁忌，反省日本的战争罪行的言辞，常被人称为“自虐”。

　　8月21日，中国电影《南京！南京！》在东京中野的一个小影院就放映了一场。当天，为了防止出现混乱局面，日本警方出动了数十名警察在影院四周巡视，维持秩序，另外还请了律师和志愿者来帮忙。在现场，有观众问导演陆川一个尖锐的问题：“在日本人中，有些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如县知事、国会议员、以至前首相等，对那些声音你是怎么看的？”陆川回答：“说(南京大屠杀)不是事实的大人物们，希望他们也来看这个电影。”

　　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日本观众说：“作为日本人，希望电影中所说的是谎言，但是听在现场的导演说是根据事实拍摄的，感到很难过。”

　　这就是有代表性的日本人的想法，不愿意相信日本犯下战争罪行，就算心里觉得那是“侵略”，也觉得那是遥远的事了，不值得一提。日本人崇尚“活在现在”，他们觉得现实问题比起历史问题要重要得多。

　　日本档案馆中的九一八

　　战时日本对九一八的认识中，充满了莫名的自豪感和居高临下，而对备受日军折磨的中国百姓则不闻不问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郭一娜 特约撰稿萨苏发自东京 日本对侵华战争的记述中，一般都用地名，很少用数字。所以，九一八事变在日本被称为“满洲事变”。八十年后，打开尘封的日本档案一角，或可由此看出日本人对史料的另一种描述。

　　从篡改历史到承认“侵略”

　　在日本，与战争有关的历史博物馆中，广岛原子弹资料馆比较著名。其中，对九一八事变的描述只有半句话。在“昭和时期的广岛”的展示牌中写到：“日军在中国大陆的战争，以1931年的‘满洲事变’为‘引子’，随后1937年扩大到全面战争。”在这里，“满洲事变”被简写成两个字“引子”，至于谁先“引”的，以及战争的本质、内容，完全没有涉及。

　　不过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方面在曾出版的大量文献中均将其描写为中国军队有预谋的策划。其中较为典型的是1932年日本明治天皇御写真帖刊行会发行的精装本《满洲事变及上海事变写真大全集》，在这本描述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照片图册中，日方称九一八事变的起因是“中国东北军部队对柳条湖段南满铁路实施了‘蓄谋已久’的攻击”，目的在于破坏日本控制的这条铁路。日方宣传中并将矛头直接指向一贯坚持抗日态度的东北军边防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将军，并展示了王以哲将军在教育部下警惕日军的训词——“看哪？营垣西边的铁道”，将其作为“中国军队预谋爆破柳条湖铁路”的“证据”。

　　这些歪曲性的宣传，令普通日本人很长时间内，一直认为关东军是受到中国军队挑衅才进行还击，引发九一八事变的。

　　然而，战争结束之后，随着档案材料的浮出水面乃至当事人的供述披露，这一认识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日本权威文献普遍承认了关东军阴谋策划了这一事变的事实。在1978年编写的《一亿人的昭和史 满洲事变》中，不但承认了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的“谋略”，而且在作家杉森久英所写的评论《石原莞尔的哲学》中，明确指出这一阴谋的策划者正是当时在关东军手握重权的石原莞尔和板垣征次郎，他们的目的是借此以武力攻占“满洲”，并以此为日本帝国的势力范围，从而争霸亚洲。杉森写道：“作为事变契机的铁道爆破事件，实际是关东军策划的一起阴谋，这些事情，如今已经是没有人不知道的了。”

　　极力渲染所谓“排日”

　　在东京，收藏大量历史资料的档案馆主要有三个，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和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网上查到了国立公文书馆中有关满洲事变的部分资料，其中一条关于“满洲事变”十周年的史料显得很特别。这份资料是1941年9月3日由当时的情报局副局长久富达夫撰写的，其内容是日方如何纪念“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十周年。

　　“关于满洲事件十周年纪念活动的要领，情报局的方针是，通过十周年纪念，达到让国内外民众统一认识的目的。这个具体认识就是通过满洲事变，满洲国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同时这也是日满合作的起点，以此来确立大东亚共荣圈。我们对将来报以光明的希望，并认为这促进了共荣圈内后进国家以及其他列强对日本皇国政策道义感的感召。”

　　可以看出，战时日本对九一八的认识中，充满了莫名的自豪感和居高临下。而对备受日军折磨的中国百姓则不闻不问。

　　在另一份表明1940年11月29日的“满洲事变奖赏金实绩送付”的史料中，记录如下，“本月20日，我们已经制定了满洲事变奖励金提出和申请方案。”

　　另外，日方一方面对“满洲事变”带来的所谓积极变化欢呼雀跃，一方面还着重收集和记录甚至放大此事件对日方而非中方带来的“受害”影响，这一点与如今中日关系稍有风吹草动、日本媒体即渲染中国“排日”如出一辙。

　　比如在一份名为“关于收缴日货”的资料中写到，“满洲事变发生后，排日货团体仅在上海就收押总额达20万元的日货。收缴的日货分配具体如下，比如总额达800万的话，其中200万给排日团体干部作为手续费，200万给汪精卫等人作为政治活动费，剩下的400万当做国产银行设立费，但是国产银行的股东也主要是排日团体干部安排的。”

　　不仅在国立公文书馆，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资料中，诸如“满洲事变之后的以上海为中心的排日状况”、“满洲事变以及在留日本人的保护、引渡、避难及受害”等文件也不在少数。

　　此外，日军也对满洲事件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在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一份关于“陆军省-陆满普大日记”中的一篇记载到，关于满洲事件费的使用，支付给陆军第一师团。其中包括满洲事件费、用品费、军粮费、运输费、患者费、工资、旅费等。”

　　惨烈的地陷——日本记者镜头里的九一八片段

　　【编者按】

　　尽管在九一八事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相关史料有意隐去了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而是用军国主义观渲染着九一八事变对“大东亚共荣圈”的贡献。然而，日本军队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终在历史上留下惨烈的一页。

　　本报特约记者节选了一些上世纪30年代日本为战争宣传而留下的影像，这些来自侵略者鼓吹战争的记录，却也同时为其在华的累累罪行留下了铮铮铁证。

　　“可惜啊，这北大营的情况！日本进攻北大营时我们兵力将近八千人，敌方不过几百人。可我们竟然要放弃！结果被他们一步步地撵，一直撵到关里啊！ ”——第四十七军军长王铁汉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萨苏发自东京 1931年9月18日傍晚，随着柳条湖铁路方向一声爆炸，日军突然袭击沈阳北大营驻军，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中国东北军政当局措手不及，在不抵抗政策的支配下，日军迅速占领沈阳、吉林、长春等地，东三省十四年的沦陷就此开始。

　　通过当时日本记者的镜头，或许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当时发生的细节。

　　日本首次使用军犬部队

　　日军攻占东北军在沈阳的驻地北大营，是九一八事变最关键的一步。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这是一场异常窝囊的交锋——北大营守军东北军边防第七旅在日军攻击下，由于接到“不抵抗”的命令，大部未经战斗即撤出营地。第七旅总兵力八千人，装备精良，而进攻的日军不过六七百人，十几倍于日军的东北军在日军炮击下伤亡惨重，却连自卫还击都不敢。

　　值得一提的是，日军在这次战斗中，首次使用了军犬部队，但战果不佳。

　　此战中的军犬部队指挥官板仓繁大尉曾担任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军用犬课研究主任，被称为“日本军犬之父”。正是他从欧洲引进犬种，改良了日本军犬品种，使其成为日军侵华战争的重要帮凶。日本军犬饲养起自1914年，并设有研究班。但当时负责这一工作的研究班长吉田中佐偏重采用日本本地犬种，因此导致日本军犬事业前期发展不快。板仓接任军用犬课主任后，在千叶建立了军犬育成所，专门为关东军培育军犬。

　　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的日军所用军犬开始进入实战水准。板仓大尉指挥军犬部队参加了进攻北大营的战斗，其中最被寄予希望的是其从日本带来的三条军犬，分别名为“那智”，“金刚”和“玛丽”。它们都属于板仓亲手训练的四条种犬，因为考虑到此战有一定危险性，故此留下了另一条“朱莉”没有参战。虽然觉得有一定危险性，但日军普遍认为东北军将一触即溃，故此才有意在战场上测试军犬的使用。

　　然而，实战中却完全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板仓训练的三条军犬的确如所期望的那样，冒着枪声炮声率先冲向了东北军兵营，但随即失踪。战斗结束时，日军发现金刚和那智两犬均被东北军官兵杀死，而玛丽干脆就此不知去向。

　　这个结果也出乎板仓的意料，然而，这位“日本军犬之父”显然来不及作什么改进工作了。1931年11月27日，板仓大尉在进攻锦州的战斗中被东北军装甲部队击毙于饶阳河。

　　东北兵工厂损失惨重

　　第七旅所辖三个团，有两个团很快溃退出北大营，放任日军占领——北大营也因此成为不抵抗政策的标志。与此同时，日军迅速占领沈阳周边的机场，兵工厂及市区等要地，除在市区遭到黄显声指挥警察一部进行抗击外，几乎兵不血刃。

　　在日方记者留下的照片中，显示了当时我方在沈阳的损失之惨重，仅仅兵工方面被日方夺去的装备就令人扼腕。

　　“步枪约15万支，子弹约3百万发，迫击炮约6百门，炮弹约40万发，山、野、重炮约250门，炮弹约10万发，火药约40万磅。”

　　这是一张令人惊讶的清单，列在其上的，便是九一八事变中，日军从中国沈阳兵工厂掠去的军用物资。事变发生后，日军分路攻占沈阳各处机关工厂，东北军全无应变准备，又奉不抵抗命令，各要害部门除少数官兵基于义愤进行抵抗外，大多开门揖盗，静候日军占领。当晚八时许，日军天野六郎少将率步兵第16联队，已前出到沈阳飞机场及兵工厂以东地区，占领了有“远东克虏伯工厂”之称的沈阳兵工厂和东塔飞机场。兵工厂存放的大量现成枪炮，弹药，其数量极多，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占领该兵工厂后，很多日军看到在厂内加工台上正在制作的24公分大口径榴弹炮炮身后都惊讶不已，认为该厂在规模和技术上，并不比大阪炮兵工厂差。不少日军即以此种炮身为背景摄影留念。事变发生前，张学良的幕僚曾建议其将兵工厂内迁，但尚未行动，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奉系在沈阳兵工厂曾先后投入了折合法币二亿八千多万元的奉票和大洋，结果使东北军成为全国各路军阀中装备最好的军队。可惜，这样一个大型兵工企业，却拱手让给了日本，其中已经造备完毕的大批武器，也落入日军之手。

　　屈辱下的奋起还击

　　整个沈阳北大营驻军中，只有620团虽然在严命下最初也未敢还击，但最终开始了反击。身处第一线的团长王铁汉深感局势危急，这绝非上峰所料可以避免的小规模冲突。因此，王铁汉拒绝了将弹药入库的命令。午夜，在日军炮击下伤亡很大的620团才接到撤退命令，但出营的道路已被日军封锁，无可选择之下，王铁汉与第七旅参谋长赵振藩商议后下令还击，在毙伤日军数十人后冲出北大营。

　　在九一八之夜的屈辱中，按捺不住的不仅仅是王铁汉团，东北军讲武堂学员一部也曾主动对日军发起攻击，己方阵亡一名连长。

　　在抗日战争中，王铁汉将军曾率部参加长城，淞沪，徐州，上高等会战，苦战日寇，官至第四十七军军长。抗日战争后的1948年4月，王铁汉陪同马占山等参观北大营，十分激动地说，“可惜啊，这北大营的情况！日本进攻北大营时我们兵力将近八千人，敌方不过几百人。可我们竟然要放弃！结果被他们一步步地撵，一直撵到关里啊！ ”说着说着王铁汉突然哭了起来，连说“惨不惨？惨不惨？”马占山等人也跟着失声痛哭。

　　日军传唱的《北大营之歌》中，有这样的句子形容此战——“倒在齐腰深的壕沟中，被子弹击毙的战友(指日军)尸体就在脚下，踏着他们继续前进，前面是敌军(指中国军队)以坚固著称的层层铁壁，苦战之惨烈如同修罗场。不断有人被敌军射出的子弹打中……”

　　仅仅王铁汉团最后时刻展开的战斗已经让日军感觉如同“修罗场”，假如没有那个“不抵抗”，我们可会轻易丢了北大营？虽然日本记者拍摄的照片已经经过了八十年的风雨，依然让人感到那个时代的痛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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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角：日本和平运动正走向低落



日本军犬学校中纪念死于北大营之战的日本军犬的纪念碑。（《板仓大尉忠勇记》新光社1932）



日本国内仍不乏有识之士呼吁深刻反省侵略战争。图为今年7月10日，日本百名漫画家通过漫画表现日本人亲历战争的痛苦。CFP


　　专家视角：日本和平运动正走向低落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邓媛 实习记者 邬骊 发自北京

　　【嘉宾】步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首席委员；负责中日韩三国民间共同编写《东亚历史共同读本》的中方组织领导工作。

　　虽然军国主义思想已不占主流，但日本的和平运动还存在诸多缺陷，与中国民众的历史认识也有一定的距离

　　日本战后反思经历了6个阶段

　　《国际先驱导报》：很多日本人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是九一八事变，你如何评价这80年来的日本战后反思？

　　步平：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既不能全部概括为“不承认侵略战争”，“继续鼓吹军国主义”，但与作为战争被害国的中国、韩国民众的战争责任认识也有相当的差异。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历史的认识和对“战争责任”追究与思考，是在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后逐渐形成的。

　　第一个阶段是日本战败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10年，当时出现了对“战争责任”的第一轮讨论。不过，当时日本社会流行的“战争责任”的概念，其实指的是思考导致日本战败的责任，而根本没有触及导致广大日本民众陷入悲惨的责任，更没有思考导致中国及亚洲地区数千万人遇难的侵略战争责任。

　　第二阶段是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日本社会内部首先从文学界进而到思想界和知识分子层面开始关于战争责任的讨论。这一时期的讨论深入到思考战争责任对战后日本社会向前进的实践中的意义。

　　第三个阶段从6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开始深入思考天皇与国民的战争责任，特别是日本作为侵略者的“加害”的责任。以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为契机，发起了发掘日军在华犯罪事实的运动。

　　第四个阶段是从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发生了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及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在国外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批判活跃的背景下，日本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就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第五个阶段是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在冷战体制下受到压抑的战争被害国对日本的战争责任发出了强大的追究的声音，对日本国内追究战争责任的活动也有极大的影响。海外的战争被害者的声音传到了日本，促进了日本大众层面对于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思考，特别表现在声援中国战争受害人在日本法庭进行的战争赔偿的诉讼。但是，这一情况同时也激起了历史修正主义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方式的激烈反弹，以致出现了中日关系的“冰河期”。

　　现阶段，自2001年、2002年以来，一方面，历史修正主义的活动仍然十分活跃，右翼与保守势力支持的《新历史教科书》的采用略有增长的趋势，但对于历史问题，民间、学者，以及政府主导的共同研究都在逐步开展。总体来看，最近一两年，中日对历史问题的观察和判断比以前冷静一些，与过去偏重于政治判断和感性认识相比较，出现了重视学术研究的倾向。当然，还有很多分歧仍然存在。

　　皇国史观的新教科书并不占主流

　　Q：一方面可能日本大众对于战争责任确有思考，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日本横滨市教育委员会今年8月4日决定，将在横滨市内全部148所市立中学推行使用由一个右翼团体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A：应当承认，时至今日，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仍然坚持战前皇国史观的人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还在竭力扩大其影响，但是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已今非昔比，不可能再占据主流。不采用右翼与保守势力编写的教科书的地区和学校仍占多数，说明战后日本的和平思想与和平运动对日本社会及对日本人战后历史认识的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日本的和平运动还存在诸多缺陷，与中国民众的历史认识也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与战争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和维护其地位的历史认识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Q：新教科书现在日本的使用情况如何？

　　A：目前，各类各种教科书的使用率还没有统计出来，我估计右翼教科书采用率有1%左右，剩下的99%是其他教科书，也就是相对来说对日本发动战争的责任有客观叙述。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有必要和这99%的教科书的出版社，和采用这些教科书的学生、老师，一起来抵制右翼的教科书。

　　Q：那么日本政治家对历史问题的操弄有变化吗？中日邦交后日本政治家还在继续参拜靖国神社，现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也曾说过“A级战犯不是战争罪犯”的言论。

　　A：中日之间的战争在1945年已经结束，而从1972年的联合声明开始，中日两国之间的邦交已经正常化。但是，由于东京审判的不彻底性，现在的部分日本政治家与历史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待历史问题，他们的立场、态度都很暧昧。如果任凭右翼与保守势力的煽动，不对历史问题进行准确的把握，中日关系的未来总会是动荡不安的。所以，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对保守派政治家及其代言人的言论进行斗争是很自然的。

　　不同的是，如今上位的日本领导人，年龄大约四五十岁。应当说，他们这些人没有参与过战争，没有直接的战争经历，所以他们也可以自己说“我没有责任”。当然，有学问、有良知的学者会说“我们日本是有责任的”，不是个人，是作为一个整体应当对亚洲的被害国有责任。其实，对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占人口大多数的日本人来说，他们需要认识的就是作为日本民族与国家的战争责任，但我觉得做到这一点还是需要相互交流、互相讲道理的过程。

　　中日民间沟通思维仍有错位

　　Q：你所说的日本和平运动的缺陷，指的是什么？

　　A：一个大的缺陷是，和平运动在日本正在慢慢地低落。过去和平运动是和社会发展进步包括社会主义有联系的，但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社会主义阵营不存在，社会主义在日本受到了质疑，对日本的和平运动本身影响很大。其次，当年从事和平运动的那这一代日本人现在慢慢变老，年轻人则已不大关心；第三，和平运动组织之间的关联，或者他们之间的团结不够。每个运动团体都有很理想、很高尚的一些目的，但是又互相不能容纳对方的团体，所以很难发展壮大。

　　Q：所以，政治家的态度、和平运动本身的缺陷，还有日本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的不彻底性，都是日本现在和我们所期待的仍有很大差距的原因？

　　A：民众层面的历史问题，与其说是差异，不如说是错位。文化背景、社会环境及语言表达体系均不相同的中日两国民众间，在历史认识的问题上肯定会存在差异。

　　日本人关于战争历史认识的多元化，与战后日本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是一致的，所以，对于日本人的历史认识的考察，需要多角度和多维度的思考。由于中日两国人民对战争中及战后的体验有很大差异，所处的国际环境也有很不相同，加上文字语言方面的障碍，两国民众间战后就历史认识相互交换意见的条件并不充分，形成共同的认识相当困难；即使有所讨论，也常常产生错位。如果各自均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对方的战后认识，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差异。

　　我认为，在指出日本在战争责任认识上存在错误倾向的同时，也需要看到在两国民众间存在相互理解的感情层面的问题。但学者间以冷静的对话的方式，通过共同研究解决学术研究方面的历史问题，可以为政治解决和民众之间的沟通交流提供重要的依据。

　　日本首相的史观

　　中曾根康弘

　　战后任期第三长的日本首相(第71～73任)。他一方面承认过去的战争“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另一方面却从结果出发，为战争寻找合理化解释，“从世界史来看，作为战争的结果，可以说以大东亚战争为导火线，在亚洲和非洲的独立国家都急剧增加了……从结果论的观点来看，或许也是在借日本之手使民族运动高涨，导致了独立国家的剧增。”

　　桥本龙太郎

　　日本第82、83任首相。早年间，他作为“遗族会”会长，曾每年3次不间断地参拜靖国神社，拜相之后，他却成了参观中国“九一八纪念馆”的日本首相第一人。

　　小泉纯一郎

　　曾任第87～89任日本首相。任期内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小泉宣称，“有人提到(原首相)东条英机的甲级战犯问题，中国的孔子说过‘恨罪不恨人’，我不是为一个人前往参拜的，也不认为(参拜甲级战犯)有什么问题。”

　　野田佳彦

　　日本第95任首相。“参拜的是非问题必须考虑国家利益，因此，那种基于A级战犯作为战争罪犯因此不应被合祭的论调，实际上是在侵犯所谓A级战犯的人权、和国家的名誉。”野田佳彦2011年9月2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在任首相期间他不会去参拜靖国神社，内阁成员也不会正式参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