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想”和“慢想”

yeyeshengge

犹太裔美国人丹尼尔堪曼（Daniel Kahneman 1934- ) 号称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2002年曾因和已故同行阿莫斯柴斯基（Amos Tversky 1937－1996）合作创立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去年，他的新书《快想和慢想》（Thinking，Fast and Slow）一出版就成为国际畅销书，被誉为心理学领域的经典。

本书概括、总结了堪曼在认知心理学方面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从最初的“决策研究”，到“行为经济学”，再到最近的“前景理论”，他深入浅出，用生活实例和心理实验勾勒出我们思考、决策时大致的心理框架。书中探索了人类的直觉、理性、幸福感等一系列问题，宗旨是让人们识别、避免决策方面的错误。

西方启蒙主义以来，自然、社科各门一向认为人是理性动物，能够根据外界情况趋利避害，做出合理的决断；即使判断失误，那也是恐惧、仇恨、喜爱等感情一时扭曲了理性。可是实际生活中我们却时常做出非理性的决定。聪明人会做百无一利的傻事，苦心孤诣设计的“完美”方案实施起来却大错特错。堪曼认为这是因为我们决策的错误有系统性的根源。

我们拥有两套思维系统，“快想”的直觉、本能系统和“慢想”的理性、逻辑系统。前者是进化的产物，为了生存，人类需要根据极少的线索迅速反应，比如，根据脸型和表情判断来人是敌是友。它的特点是自动、快捷，不费力地生产出感情、印象。后者则需要我们集中注意力，进行计算、选择，还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监管、控制。一般情况下，两个系统的分工明确，效率很高，可是快想系统不懂逻辑和统计学，总爱先入为主，以偏概全，而且我们无法终止它的运作。慢想系统则很“懒惰”，如果快想貌似能解决问题，它就不插手了——这个系统对血糖的消耗巨大，因此我们的脑子高速运转时，特别容易受到甜点的诱惑。

如此一来，人们的日常决断难免被各种偏见控制。比如，对自己的直觉过分自信；受到环境因素的暗示；经常感情用事等。例如，人们心情好、肚子饱的时候有求必应，反之则闲人勿近。又比方说，美国选民一般相信那些色彩鲜艳、字体清晰、语言通俗易记的政治广告，信任那些方下巴、高个子、面露自信微笑的候选人。他们如果欣赏一个候选人，也会因为“光圈效应”（halo effect）爱屋及乌，喜欢关于他的一切：声音，发型，相貌，看法等。快想系统还擅长偷梁换柱，明明要考虑的是一个问题，得出的答案却针对另一个问题。比如，“你目前对生活满意吗？”常被与“现在我的心情怎样”混为一谈；而大家要回答“总统六个月以后的民望如何？”时考虑的则是“他现在受人欢迎吗？”当判断政治家和影星是否比常人更容易出轨时，我们还受到另一种偏见的影响：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例子最终决定我们的回答。

当然，堪曼也指出专家经过千锤百炼后的快速决断高人一等，但是普通人的判断往往充满非理性的因素。“前景理论”就指出，我们在风险状况下（例如赌博、投资股票等）作出决断时，对潜在损失极端害怕，即使一本万利，也宁愿维持现状以求“保险”。

快想和慢想两套系统对幸福感的影响，格外发人深省。幸福感某种程度上由遗传决定：生来个性乐观的人更善于体验幸福。而且，因为它来自快想系统的直觉反应，和生活实际并不成正比。人们往往受到“聚焦幻觉”（focusing illusion）的影响，偏重短期效应，夸大物质带来的新鲜、刺激感，却忽视长期活动的效应。其实，调查表明，在年收入达到七万五千美元以后，赚再多的钱也不能增加幸福感。相反，每天有时间做自己爱做的事才会让你真正感觉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