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大陆的读者来说,美国常春藤大学的入学标准或许是个十分困惑的题目。我们不时读到,某位中国高考状元申请十数所美国名校全军尽墨,而另一名学业并不怎么突出的中国学生却获得多所美国名校包括常春藤大学录取。
常春藤大学的录取标准和招生过程,确实是个很不透明的“灰箱”。《纽约时报》教育记者有个很好的比方:这些学校在作出招生决定时的“保密警戒线”,简直与教皇选举一样。但是再不透明的“灰箱”,也有其基本原则和一定的过程。掌握这里的基本原则,并且尽量了解招生录取决定的大致评估过程,便可以根据每个人特定情况和条件,帮助制定长短期“攻略”,最大限度地增进自己进入名校的机会。
常春藤盟校历史悠久,其入学标准也经历了长时期的演变。总的说来,在上一世纪中,常春藤名校的招生原则,从原来的美国东北部“蓝血”世家子弟特权(aristocracy),逐渐转变到 “凭才取人(meritocracy)”。尽管今天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照顾和“特招”渠道,所谓“才能(merit)”毕竟已经成为常春藤名校的主要录取标准。这一凭才取人原则,可以说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教育体系并无不同。
然而这里最特出和关键的一点,是常春藤名校衡量“才能”的尺度,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名校招生标准具有重大区别。中国的北大、清华等“重点之重”之外,像法国高等师范学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和日本的东京大学(原东京帝国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也都是各国培养顶尖人才的场所,它们的录取标准几乎完全取决于考生的学业:“分数前面,人人平等”。然而美国常春藤名校却只把学业看成众多录取标准之一,同样的中学和“高考”成绩,完全可能获得不同的入学申请结果。例如哈佛大学长期将光是学业突出的尖子限制在录取人数的十分之一上下。
从客观和公平的角度,“分数前面,人人平等”原则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连充满常春藤校友的《纽约时报》也曾经发表社论,主张常春藤盟校的申请和录取,以某种“高考”成绩作为严格的标准。但是没有一家常春藤名校采纳了这样的“国际标准”。
这里的原因在于常春藤招生的终极目标。美国《纽约客》周刊有很精辟的总结:法国高等师范和东京大学等世界名校(自然也包括北大和清华)招生选择的终极目的,是学生大学学习成绩的最优化,而“高考”分数是未来大学成绩最公平的预测。但是常春藤招生选择的终极目的,并不是学生在校成绩的最优化,而是毕业离校后社会成就的最大化,而学业成绩并不是毕业后成就的最佳预测。
换言之,其他世界名校招生追求的是成绩最好的在校学生,常春藤名校招生追求的是最有贡献的毕业生。
哈佛大学某领导曾经声称:“丙等成绩在历史上产生了一些哈佛最杰出和最有用的毕业生”,是这一事实的总结。所谓“绅士的丙等”,曾经是常春藤校园中学业平平的富家子弟得以自豪的“酷”行,最典型的例子无过于小布什总统,直到2001年回耶鲁演讲时还在沾沾自喜地宣扬他当年的丙等成绩。以培养未来社会领袖为己任的常春藤名校,不能不在招生过程中,引入学业之外“预测”领袖潜力的标尺。
在常春藤大学是东北部精英世袭特权的时代,蓝血世家子弟自然具有很大的未来领袖潜力,所以历史上常春藤校园世家子弟充斥。但是在“凭才取人”的现代社会,如何辨别未来的领袖人才,无疑是常春藤名校招生标准的最大挑战,也是它们在学业之外强调“个人素质”和课外活动的主因。
“个人素质”是早先所谓“个性”标准的延续,原来是常春藤盟校企图保持白人精英世家优势、排斥犹太学生策略的一部分。但是也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个人素质”确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强调外向性格相对于内向书呆子型的领袖潜质优势,使得常春藤名校成为在智商之外重视“情商”的先驱。
以哈佛大学为例,二次大战以后的招生标准长期由个人素质、学业、课外活动和体育这四大项目组成。根据我获得的校友面谈报告和其他资料,今天这四大项目已经浓缩为个人素质、学业、课外活动三项,并且为大多数名校仿效。体育原来另外立项,是常春藤白人世家精英传统的延续。后来被合并到课外活动总类,表明体育标准的某种退化。
美国中学教育与其他国家尤其中国当代教育体系差别最大的特点,大约便是对课外活动的注重。课外活动成就也是当代常春藤名校招生三大标准之一。不计这一标准在历史上限制犹太学生入学的作用,从更广的角度,课外活动成绩的重要性在于所谓“未来测试” ──预测学生大学毕业后的社会成就:大量数据和经验显示申请人课外活动成绩对未来社会成就的预测能力常常超过了学业成绩。以培养未来社会领袖为己任的常春藤名校,所以会把课外活动成就作为入学申请的一个重要指标。
我们也可以如此来理解课外活动的重要性:如果学业成绩衡量的是申请人的才智,那么课外活动成就衡量的就是申请人将其才智运用于实践的能力。两者的综合,才能更准确地预测学生未来的社会成就。在许多才智(学业成绩)大致相当的申请人中间,课外活动成就自然会成为常春藤名校选择“教育投资”目标的决定因素。
在常春藤名校之中,课外活动在每个学校录取过程中的份量不尽相同。总的来说,竞争越激烈的,课外活动成绩就显得更加重要。从这个角度讲,哈佛可以说是课外活动份量最重的校园。相比之下,例如普林斯顿和麻州理工对课外活动成就的要求就明显不及哈佛。这是特别有 “哈佛情结”的华人学生和父母必须提前注意的重点。
然而个人素质仍然是入学三大标准中的要项,主要由推荐信和校友面谈打分决定。哈佛自身的录取资料统计表明,这一项目评分对最后录取决定有最大的影响,超过了学业标准的评分。虽然学业评分代表最客观的尺度,而个人素质却是最主观的。
除了中国大陆的高考状元,学业成绩在常春藤录取标准中“退居二线”其他案例不胜枚举。2006年,加拿大多伦多市一位华裔数学尖子,曾经取得美国全美中学生数学奥赛金奖,以及国际中学生数学奥赛银奖的优异成绩,却照样被哈佛拒之门外。在早一年提前申请2006年入学过程中,驰名的美国西门子-西屋中学科学比赛2005年度六名个人大奖,除一人外全部提前申请哈佛,结果只有冠、亚军登第,其他都被“推迟考虑”。这些都是已著有科学论文的中学生! 除了过去的歧视和偏见,常春藤盟校主观的个人素质标准,毕竟是通过数百年来的招生经验而逐步形成,可以说经受了长期的“历史考验”,表明这些主观标准,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预测毕业生未来的社会成就。某些个人素质标尺,例如性格外向和喜爱体育活动,在心理学和生理学上都可以找到科学依据。甚至有人做过社会调查,发觉一些学业并不特出的运动员型人才,反而因其竞争本能而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成功。此外还有实际的生活风险因素。例如参观麻州理工学院时,导游会特别炫耀学校的现代化游泳设施,顺便提到曾有极具潜力才华的毕业生因为不会游泳而盛年溺水死亡,导致校长从此明令不会游泳百米者不发毕业证书的硬性规定。
说到底,常春藤名校本身的巨大成功,百多年来维持和发展了它们在美国和世界上无与伦比的领先地位,这样的事实本身便是其招生过程合理性的最好证明。常春藤名校培养的大量社会领袖,与它们并不一味强调学业成绩的录取标准之间,显然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再退一步讲,学业杰出的学者型校友和学业一般的事业型校友对母校有不同的贡献,在美国这样的商业社会里,后者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成功,对维持和增进母校的领先地位,实在超过了前者,这可以说是对常春藤招生并不专注学业标准的一条脚注。
美国犹太人势力是尽人皆知甚至令人谈虎色变的题目。举个最新的例子,美国天文数字的国债之下,连向来属于政治禁脔的国防军费开支,终于也被不情不愿地端上了预算裁减的“案板”。前些时候五角大楼甚至传出风声,未来几年内,甚至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卖过命的官兵也会被列入炒鱿鱼名单,引起“爱国”舆论大哗。在自身如此捉襟见肘的困境下,《华盛顿邮报》5月16日以《美国为以色列不惜血本?》为题,报道在未来五年中,华盛顿除了每年向以色列提供31亿美元的例行军援之外,仅仅为了帮助以色列发展和装备“铁穹(Iron Dome)”短程火箭防御系统,美国国会便再额外向以方提供6亿8千万美元。更有甚者,这一防御系统由一家已经赚得盆满钵满的以色列国营军火商研发制造,并向国际军火市场出口转卖。买单的山姆大叔却对有关技术和产品没有所有权和获益权。
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一般人的解释总是归结于美国犹太人的金钱财富。但是欧洲犹太人也曾经掌握类似的财富。举例来说,中信出版社5月底即将翻译出版哈佛大学英籍大牌经济史教授尼尔•弗格森的精装三大册新著《罗斯柴尔德家族》,详尽介绍数百年来的欧洲巨富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犹太家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犹太家族一直保持着世界上第一大银行的地位。即便今天他们还拥有巨大的跨国资产。可是这样的金钱地位,却丝毫未能阻止欧洲反犹主义的高涨,以及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种族灭绝。
中信出版社译出版尼尔•弗格森三册新著《罗斯柴尔德家族》
总之,欧洲历史充分表明,单凭犹太人的金钱并不能保证政治权利和影响,逆转西方基督教社会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以我的分析和观察,犹太人在新大陆成功的真正关键,在于他们对美国“上层建筑”的征服。而常春藤名校代表的精英教育,则是征服美国上层建筑的必经之路。以上层建筑的顶端也即政治权力作为代表。两年前,我曾经为国内一份杂志撰写了关于美国政界领袖“仕途”的一个系列,介绍美国政客的主要出身类别和上升途径。这些途径可以大致归为“讼而优则仕”(律师出身)、“商而优则仕”(商界和工业界出身)、“生而优则仕”(权贵子弟)、“戎而优则仕”(军人出身)和“健而优则仕”(体育明星)等几大类,但是所有这些仕途的大部分代表都具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学而优则仕”:他们来自常春藤名校主导的美国精英教育的产品。
今年的总统大选是个典型例子:“讼而优则仕”的奥巴马PK“商而优则仕”的罗姆尼(后者是哈佛大学首届企管硕士和法学博士双学位毕业生),无论最后谁赢,白宫依然会由哈佛大学校友坐庄,继续保持老布什总统以来从未间断的“常春藤专政”,尤其是1901年以来,白宫有近一半时间由常春藤盟校中最出名的“老三大”也即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校友掌舵的传统。
回到犹太人与美国“上层建筑”这个题目。美国在“三权分立”之下,最高法院与总统和国会鼎足而立,近年来更成为政治斗争的重镇:2000年决定总统选举争议之外,最高法院今年大选前将会作出关于奥巴马医保改革合法性的最后判决,左右大选结局。在当前九名大法官中,居然有三名是犹太人(Stephen Breyer, Ruth Ginsburg, 卡根 Elena Kagan)。换言之,在美国人口中只有勉强2%的犹太人,却占了美国三个最高权力中心之一成员的三分之一。而且像所有九名大法官一样,这三位犹太裔大法官都是常春藤名校出身,特别都是哈佛校友。
图为美国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三位犹太裔法官分别是右边前后排的两位女法官,以及后排左二的Stephen Breyer
犹太人今天在美国上层建筑的强势地位来之不易,尤其是他们征服常春藤名校的过程。作为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部分,美国历史上也充满了反犹主义。美国三K党便极端反犹。今天尽人皆知的美国每年的移民配额,也是1920年代美国国务院为了阻止“肮脏且难以归化”的东欧犹太移民的大量流入,而最早开始实施。
出于同样的偏见和歧视,上一世纪前半期,常春藤盟校代表的美国精英教育界,曾经长期抵制和阻挠犹太子弟入学。在冷战年代,犹太人还面对美国对大量左翼犹太知识分子中“苏维埃第五纵队”的疑心和迫害。可是在经济上筚路蓝缕的同时极端注重教育的犹太群体,经过长年累月的艰苦奋斗,终于逐渐征服了常春藤校园。到了1970年代,虽然美国人口中的犹太人比例停顿在2%上下,常春藤“老三大”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再加哥伦比亚大学中的犹太本科生比例达到了四分之一,这一情况至今变化不大。从学生到教授以至院长校长,犹太人终于成为常春藤名校无可争议的主人翁。
犹太人成为常春藤名校的主人和征服美国上层建筑,是个相辅相成的过程。需要强调的是犹太人在常春藤校园的崛起,各门自然科学之外,尤其注重经济学和法学。到1960年代末期,美国一流法学院的教授中,居然38%是犹太人!这才有今天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中的三位犹太人。
近年来,美国华人移民与常春藤名校的关系,越来越像二战之前的美国犹太移民子女。特别是具有“常春藤潜力”的优秀华人子弟中,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后代人数近年来急剧增加,完全改变了原先常春藤校园里华裔以港台人士后代为主的旧况。在中国崛起的国际气候下,华人也面临类似冷战年代犹太人的处境。美国华裔和华人是否能够重复犹太人通过常春藤征服上层建筑的成功道路?进而影响美国的内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这是我新近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小书《圆梦哈佛:美国名牌大学入学攻略》中提出的一个中心问题。
讲到美国“上层建筑”,首先便是主导和影响舆论的传媒界,以至报章记者传统有“ 无冕之王”的桂冠,甚至可以影响和主宰美国最高政治权力的命运。6月17日正好是水门大楼盗窃案40周年,当年以压倒多数获得连任的尼克松总统,就是被《华盛顿邮报》两位记者穷追猛打水门事件,不出两年而被迫辞职的。美国上层建筑的这一部分可以扩展到整个“笔杆子”群体,包括作家和广泛的“公共知识分子”范畴。
常春藤盟校代表的精英教育,是美国“笔杆子”群体的最主要生产机器,这一圈子里的常春藤校友可谓车载斗量,对塑造美国政治文化起了无可比拟的影响和作用。其他不说,导致尼克松辞职的《华盛顿邮报》领衔记者Bob Woodward 便是耶鲁大学毕业,而坚持水门事件系列报道的《华盛顿邮报》执行主编Benjamin Bradlee则是哈佛校友。我在几年前撰写小书《圆梦哈佛》时,统计了一下当时《华盛顿邮报》17名每周时事专栏作家的教育背景,竟然有13 名是常春藤校友(5名哈佛、3名耶鲁、1名哈佛-耶鲁双料、1名普林斯顿和3名哥伦比亚大学)!
在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耶鲁本科,哈佛法学博士)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名著里,根据1995至2000年美国传媒的引用频率,统计了最前列的100名“公共知识分子”,其中22 名是诸如萧伯纳、萨特和索尔仁尼琴这样的欧洲名人。我再调查了一下剩下的78 名美国人或在美国受教育者,结果有59人是常春藤校友。换言之,美国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超过四分之三是常春藤产品。
波斯纳回母校哈佛演讲
回到犹太人对美国政治的支配性影响这个题目。犹太人的财力,特别是拥有控制大量传媒,只是这里的“硬件”;他们主导舆论的“软件”,乃是美国“笔杆子”圈子里多如过江之鲫的优秀犹太作家。举几个现成的例子:卡特总统的演讲撰稿人、百年老刊《大西洋月刊》资深作者(近年曾经常驻中国而特别关注亚洲)James Fallows,小布什总统的演讲撰稿人、“邪恶轴心”的创意者David Frum,《华盛顿邮报》的右翼大牌专栏作家Charles Krauthammer,以及刚刚引用的波斯纳等,都是犹太人,也都是常春藤校友。
扩大到犹太人之外,保守阵营可以举出耶鲁大学本科毕业的《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杂志创始人小威廉• 巴克里(William F. Buckley, Jr.),2008年以82岁高龄寿终时,美国左右两翼都一致公认他为美国现代保守主义之父,一手推举了1964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并且为1980年代的“里根革命”奠定意识形态和舆论基础。新人中有2002年哈佛本科毕业的Ross Douthat,2009年出任《纽约时报》历史上最年青的专栏作家。
在自由派方面,有《新闻周刊》杂志前国际版主编兼《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扎卡利(Fareed Zakaria),出身信回教的印度裔,耶鲁大学本科加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是近年美国知识精英界的新星,甚至被视为未来可能的第一任回教徒美国国务卿。还有娶了华裔、精通中文的《纽约时报》大牌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当年在哈佛花了短短三年就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四年本科学业。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下,传统的“笔杆子”定义需要扩展到所有传媒领域。
创建CNN电缆新闻网的特纳(Ted Turner)是个例子,他领导了电视广播业的一场革命,成为全球群起仿效的24 小时连续新闻卫视网络的先驱。这一曾经与越战反战明星、两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的珍芳达(Jane Fonda)结婚的传奇人物,当年是常春藤布朗大学的高材生,只是因为风流成性,在宿舍“窝藏女生”而在毕业前夕被校方开除。当然布朗大学后来授予特纳多项荣誉学位,并且特聘他为校董。更新的例子是在哈佛本科期间就创立了“脸书Facebook”交友网络、最新的亿万犹太富翁Mark Zuckerberg。
今年五月下旬,一位刚从耶鲁大学本科毕业的22岁女生Marina Keegan,在和同班男友一起去麻州滨海避暑胜地鳕鱼角拜访她父母的途中,不幸车祸遇难。如此一个小人物意外死亡,却引起《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CNN、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等几乎所有主要传媒广泛报道,成为常春藤精英教育与美国上层建筑“笔杆子”之间密切关系的最新例子,值得略加介绍。
这是因为Keegan小姐在耶鲁上学期间,作为校报《耶鲁每日新闻》的主要写手,已经在美国精英“笔杆子”圈子里初露头角。她的政治评论曾经得到《纽约时报》转载,她参与创作的音乐剧今夏将在纽约一个艺术节中上演,她本人也获得美国知识界高档杂志《纽约客》正式聘用,不日上班。同样重要的是她的积极政治活动,曾经担任奥巴马竞选班子最年轻的支薪成员,并且是耶鲁大学学生民主党委员会主席和“占领”运动的领袖。如果不是红颜薄命,她在美国上层建筑“笔杆子”圈中的前景无限。
这有大量先例可以引证。例如出生于中国山东的亨利•鲁斯(Henry Luce),在耶鲁大学求学时与好友海登成为掌管同一校报《耶鲁每日新闻》头两号人物,毕业后又两人携手,白手起家,全靠笔杆子创立了包括《时代》、《生活》、《财富》等世界驰名刊物的传媒王国。鲁斯是蒋宋家族密友,后来在美国政界成为所谓院外援华集团的重要成员。
亨利·鲁斯夫妇
通过校报写手和编辑发迹的其他常春藤校友不胜枚举。例如哈佛校报《Harvard Crimson》的主要编辑,毕业后历来直接高就《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新闻周刊》等报界领袖,因之产生以上提及的不少当代名笔。这一经历也可以成为从政的跳板:空前绝后连任四届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哈佛大学求学时就是校报《Harvard Crimson》的主编。奥巴马最早成为全国名人,便是当选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刊物《哈佛法学评论》的首位黑人主编。奥巴马的写作能力,还见于他从政前出版的《来自我父亲的梦》,不仅受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其他文学家的高度评价,还入选《时代》周刊的最佳100种英语纪实文学作品。
《哈佛法学评论》也显示了常春藤校园刊物的全国性乃至世界性影响。类似的刊物还有《耶鲁国际事务杂志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和《耶鲁国际法学报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如果这些都是研究生编辑的刊物,那么还可以举出全球发行的《哈佛国际评论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完全由本科生编辑出版,小儿的一位密友在大三时就成为这一杂志的主编,对我们讲述了向诺贝尔奖得主之类国际名人和作者组稿的不少趣事。
当选时最年轻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是常春藤笔杆子教育与美国政治上层密切关系的又一经典例子。还在哈佛求学期间,肯尼迪关于英国对纳粹德国绥靖主义的长篇本科论文,由前引亨利鲁斯作序正式出版,马上成为畅销书。肯尼迪在参议员任期中写作的八位参议员同行的传记《勇气传略》,甚至获得了普利策奖。一代人之后,在常春藤布朗大学完成本科教育的肯尼迪独子放弃律师职务,而去创办以开国总统华盛顿本名命名的政论杂志《乔治》。在小肯尼迪不幸自驾飞机迷航坠海前,这份杂志搞得有声有色,几乎与美国右翼的“理论重镇”《旗帜周刊》匹敌,而被看成是小肯尼迪准备从政的先声。
时事政论之外,文学也是主导美国上层建筑和文化的重要笔杆子领域。在这一方面,常春藤精英教育的影响同样巨大,产生了许多美国近代文学巨匠,例如以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名噪天下的菲茨杰拉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艾略特(T. S. Eliot)、《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J. D. Salinger)等等。
最后提到上世纪出现的影视业,对塑造美国现代文化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和作用,也是美国对外“软力量”的主要武器。常春藤校园对美国影视业和好莱坞的影响,包括奥斯卡金像奖的起源,是一般人不太了解的历史,需要另文介绍。这里只是提一下:美国影视业从资本、编导到演艺人员,都有犹太人的大量身影,例如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伍迪艾伦(Woody Allen)、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保罗纽曼(Paul Newman)、芭芭拉史翠珊(Barbara Streisand)等人。上世纪最出名的两位艳星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和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虽然出身基督徒,后来都改宗犹太教。影视业是华人子弟囿于中国文化传统有待急起直追的领域。例如小儿在哈佛的华人本科同学绝大多数毕业后去了金融业、法学院和医学院,他大一时的犹太室友却成为小有成就的笑剧作者,毕业后去好莱坞发展。哈佛大学2003年本科毕业的女星Natalie Portman,出生于以色列,去年以主演《黑天鹅》一片夺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是犹太人结合常春藤教育和好莱坞事业的最新成功例子。
好莱坞影星娜塔莉·波特曼
预告:下一篇常春藤观察系列将会介绍“笔杆子”在常春藤教育和招生中的作用和角色。
作者于时语,新加坡联合早报特约政治评论员,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知名国际问题专家。
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郭寺嘉
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大学等常春藤盟校代表的美国精英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培养未来的社会领袖和主人。前一篇提到《纽约时报》最年青的专栏作家、哈佛2002年本科毕业的Ross Douthat,他写了一本关于母校的畅销书,书名便是直率的《特权:哈佛和统治阶级的教育》。《华盛顿邮报》曾经提到耶鲁大学学生的“非正式座右铭”:
“我们上学,为的是学会统治(We go to school to learn to rule)。”
这一培养未来领袖的教育目的,反映在美国常春藤与其他一些私立名牌大学采取的“自由学科(Liberal arts)”教育体系上,它们授予的本科学士学位也一直坚称“Bachelor of Arts”,不是大多数公立大学的“Bachelor of Science”。这里“自由学科”并非意味“自由”选择各种学科,而是指在古典时代培养一个“自由人”的教育,其对立面自然是指仆人或隶役的实用“职业”训练。这种“自由人”的现代意义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人,自由学科的精英教育涵义因此非常明显。
从这个角度,常春藤的自由学科教育在历史上有明显偏重人文学科的倾向,而轻视为了“谋生”的“实用”理工科。在上一世纪初期,常春藤校园里“正出”的本科学院少爷们曾经看不起“庶出”的实用科技学院学生,哈佛大学还曾经想把自己的劳伦斯科技学院“奉赠”给后起的麻州理工学院。虽然这些科技学院的本科部分最后大都并入各校的正规自由学科本科,这样的重文轻理传统还是有相当的遗留,也是美国精英教育与中国当前名牌大学的一项重要区别,尤其是常春藤自由学科教育强调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这是西方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背后的哲学文化基石,也是西方文化称霸世界几个世纪的一个关键。
插图:肯尼迪在哈佛大学本科读书时出版的畅销书
在西方民主制度和传统之下,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社会领袖或“主人”,必须具备卓越的口头和书面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也是常春藤教育和招生的重点所在。美国政治家常常是“讲故事”的能手,见于前篇提到肯尼迪和奥巴马远在当选总统之前出版的畅销书籍。口才也即演讲和辩论才能,我会在他篇提及,这里主要讨论笔才也即语文写作能力的注重培养,反映在常春藤自由学科教育对写作训练的极端注重。
这一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哥伦比亚大学在上一世纪初期开创的“伟著教程(Great Books Program)”,以奠定和影响了现代西方社会文化的一百来本历史和当代名著,作为整个本科教育的基本读物和教材,至今还为耶鲁、哥伦比亚与其他“自由学科”大学本科沿用。哈佛大学所有大一新生的一门必修课,是英语作文课程,校方不惜工本,聘用大量老师,把1千6百多名新生分成不超过十几人的小班,以辅导讨论方式开授这门写作课,结束后选出全校十篇优秀作文,郑重其事地作为哈佛大学年刊出版。
常春藤精英自由学科教育的一大特点,是开设许多在现代人看来甚为“无用”的课程,诸如柏拉图、莎士比亚和狄更斯。但是从深层的意义说来,这些“无用知识”却大有作用。这些“上流人的知识”往往代表了西方和美国社会的文化和哲学基础,为未来的社会领袖“学会统治”所必需。甚至有保守的知识分子声称这些课程“对培养公民和保留我们的自由制度至关紧要”。上篇提到不幸新近车祸遇难的笔杆子新星Keegan,在耶鲁大学为某位著名文学批评家作了两年研究助理,专攻莎士比亚和美国文学,大四撰写的论文探讨英国大诗人济慈对美国近代名作家菲茨杰拉德的影响,被她的耶鲁恩师认为可以正式发表。
插图:研究莎士比亚和美国文学、同时担任耶鲁大学生民主党主席的笔杆子新星Keegan
入学后的精英教育重点,自然也是招生时的选择标准之一。写作能力因此是常春藤大学录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是美国名校招生与高强度竞争集中在理科项目的中国顶尖大学的一个关键区别,特别值得华人和国内学子及父母们关注。
先看美国今天最普遍的“高考”SAT:三门满分2400分,测试语文能力的阅读和写作两部分就是1600份,占了三分之二,数学占三分之一。不妨提到SAT考试的最早起源,是上个世纪哈佛大学招生办为了贯彻“凭才录取”的招生原则而开发使用的。
其次是申请美国大学普遍要求两篇以上的入学作文。对于常春藤大学来说,入学作文不仅用来衡量写作表达能力,更是评价所谓个人素质的一个主要信息来源。因此有行内人把个人作文作为美国名校申请材料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因如此,不仅许多美国高中开设了专门的入学作文写作课程,甚至已经出现了一个庞大“枪手工业”,收费数百到上千美元为高中毕业生代写入学作文,这反过来证实入学作文确实是美国大学入学过程的关键之一。如何撰写成功入学作文的各种介绍和“优秀范文”选编,遍布美国的学生书市和市镇公共图书馆。就是哈佛大学的合作商店(Coop)货架上,也醒目地摆出了《50篇成功的哈佛入学作文》之类指南。辅导名校入学攻略的资深犹太裔升学咨询顾问凯瑟琳•科亨(Katherine Cohen),在她撰写的一本不到250页的常春藤攻略的书中,作文部分占了整整50页以上,也略见此事的重要性。
写作也是高中尖子生展示课外活动成就的一个重要领域。几年前,美国曾经有一起轰动一时的哈佛在校生出版小说抄袭案。缘起是一位初中时随医生父母移民美国的印度裔女孩,在高中时聘请了前述大牌名校升学咨询顾问科亨,与一个专门帮助“创造”青少年文学作品的咨询公司挂上了钩,完成了一本小说的主题和梗概,然后将创作计划推销给一家出版商。这一出版合同成为这一女孩顺利进入哈佛的重要资本。只不过缺乏实际生活经验的这位小作家后来在“创作”压力下大肆抄袭,弄得身败名裂。
日益剧烈的常春藤入学竞争已经大大抬高了在写作领域的课外活动成就评价标准。举例来说,中学校报主编曾经是高中毕业生履历上相当出色的成就,现在却已经成为亚裔学生的“陈套”。这说明中学生应该转向校外寻求写作发表的机会和成就。美国有各种中学生写作和作文竞赛的项目,其中不少获奖文章可以得到正式发表的机会。
特别值得介绍的是专门刊登中学生优秀历史论文的美国季刊《康科德评论The Concord Review》。据这一季刊自称:在其上发表论文是申请常春藤名校的重要资历,它的小作者中至今已经有92名上了哈佛、76名上了耶鲁、48名上了普林斯顿、26名上了斯坦福等等。
插图:常春藤“敲门砖”——最新一期《康科德评论》
总的来说,除了在大学之前就正式出版或签订出版合同的创作奇才,对于绝大部分中学生而言,最大的发表机会还是报章杂志。这样正式发表的媒体文章和作品,在常春藤招生办眼目中具有相当的分量。小儿在高中时,曾经根据自己为国会议员候选人作义工的经历感受,在加拿大《国家邮报》上发表了一篇引起相当争议的政治评论。根据后来与招生办人员的通讯,这是他获得常春藤“老三大”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三校同时录取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学写作实在代表一种了西方贵族精英教育传统,也常常是数理化教育熏陶出来的华人子弟的短项。我前文提到曾经获得全美数学奥赛金奖、国际数学奥赛银奖的华裔尖子被哈佛大学拒之门外,他的SAT英语写作部分只获得700分(满分800),肯定是个落选因素,也代表了许多华人子弟“重理轻文”的弱点。其他以数理化和科学能力“称霸”美国中学的华裔和亚裔,也常常在文科上不及白人尖子,父母和家庭英语环境欠佳的尤其如此。
随着美国公立学校师资和其他教育质量的退化,英语写作也是美国公立中学教育的一大弱项,尤其是与坚持传统贵族教育的私立“预备学校”对比。小儿在本地一家有百年历史的私立预校附属初中部的七年级开始,就获得英语老师每周逐字逐句批改两篇作文。这在老师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公立学校绝无可能。进入高中后,又遇上普林斯顿本科毕业、已经小有名气并且正在攻读文学博士的剧作家担任英语恩师。我曾经另外比较两个智力水平大致相当的华裔学生,一人上私立预校,一人上公立“重点高中”,结果两人的英语写作水平出现很大的差距。
美国的私立贵族中学不仅产生了近代史上众多名作家,包括菲茨杰拉德、艾略特、塞林格、Edward Albee(名剧《谁怕弗吉尼亚•沃尔夫》的作者),也培养了弗兰克林•罗斯福、肯尼迪、奥巴马这样具有杰出语言表达能力的政治领袖。直到近年,这些私立中学毕业生升入常春藤的名校的比例仍然超过公立学校好几倍,语文写作教育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
总之,写作能力和成就是有志于常春藤大学的华人子弟和中国学子必须注重的一大要项。
插图:奥巴马从政前写作的《来自我父亲的梦》,入选《时代》周刊最佳100种英语纪实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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